路漫漫其修远兮,佛子上下而求索 --专访法光法师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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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:善慈法师
撰文:刘爱娜居士 

法光法师(Ven. Prof. K.L. Dhammajoti)小传

法光法师于194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。法师毕业于斯里兰卡历史悠久的肯伦尼雅大学(University of Kelaniya),获颁哲学博士学位。自1982年开始,即为该大学巴利文及佛学研究院的高级讲师。1992年获委任为佛学原典系的教授及系主任。

法师广受世界各地学术机构尊崇,获卡加里大学聘任为2000年度努马塔佛学思想讲座教授席,亦是国际知名的《佛学研究》的编辑。2004年,法师加入香港大学佛学佛学研究中心,为旭日基金明德教授席(佛学研究)。2015年,获钦哲基金会颁发终身成就奖。同年,法师从香港大学荣休,旋即创办了香港佛法中心,并与肯伦尼雅大学合办佛学研究课程,中心于2016年更增办中文佛学研究课程。法师亦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,每年均到北京举办佛学讲座。

法光法师精通中国古文、梵文、 巴利文、藏文,是研究阿毘达磨的权威,并专研阿含经与尼阿耶经藏之比较,著作包括《法句经之英译及研究》、The Abhidharma Controversy on Visual Perception、Sarvastivada Abhidharma、Entrance into the Supreme Doctrine、《阿毗达磨:起源、意义与功能》等。

弘法两大原则:以佛法为依归和跨派别

适逢二零二二年为香港佛法中心创辨十周年,本寺特意拜访该中心的创办人法光法师,细听他道来成立中心的本怀及愿景。

: 法师对于南传、汉传佛教均有深入研究,家师观成上人十分赞叹及随喜南传佛教的修行法门,如不净观、十二因缘观、四念处等,而观音寺则以传统的汉传教理与修持为主。请法师在这方面加以开示,让我们可以从中摸索到一个平衡点。

法光法师: 我弘法有两大原则,其一是以佛法为依归,以佛说去理解和实践佛法;其二是跨派别。

首先,若无教主释迦牟尼佛,就没有佛教。例如,净土宗乃根据《佛说阿弥陀佛经》而立,这固然是佛说,所以,一切都应以佛说为准。

至于跨派别,我认为每人都会因著自己的因缘而信奉某一派别,但除了尊重和认识自己的传统外,也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观,要能跨派别,破除偏见,并且以佛为主。

以玄奘法师为例,他本身属于中国瑜伽行派,舍生忘死地到印度取经,取的就是《瑜伽师地论》及其修习方法。他更和弟子们成立了唯识宗,以弘扬唯识为主;但他却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其他派别的经典和思想,如阿毗达摩。我们从他研究和翻译的佛经,就能洞察他的心愿。

玄奘法师的典范和影响力

玄奘法师既爱惜自己的传统,同时亦能超越传统。他理解到,如要学习正法,除了要深入瑜伽行派的传统外,首先就不能执著,而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观,要知道瑜伽行派的起源、背景,要明白其与当时其他佛教派别的联系性,例如上座部(即原始佛教)乃至般若经、阿毗达摩等。

玄奘法师携带回国的,除了是瑜伽行派的经典外,还有很多阿毗达摩和其他原始佛教的经典。由于他曾深入研究这些经典,故此很有心得,可以大加翻译。例如,二百卷的《大毘婆沙论》,那是大部头巨著;又例如,他晚年所翻的六百卷般若经,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。他除了是世所罕见的大天才外,我们从他翻译的经典,就能察见他的心怀。而他在译经方面的成就,到今天仍深具影响力。

时至今天,无论研究小乘、大乘的学者,只要涉及佛教思想发展的,就必须研究玄奘法师所翻译的《大毘婆沙论》,而这部经现仅存中译本,梵文本和藏文本已轶。另外,玄奘法师亦翻了小乘七论。这成就是旷古烁今,不可思议的。正因为他的大愿,他明白这些经典的重要性,亦因为他对小乘没有偏见,所以他才能完成这浩瀚的翻译工程。

由此可见,他发大愿翻译的,并不限于大乘经典。除了翻译《瑜伽师地论》外,他亦翻译其他派别的经典。正因为他了解佛的真实要义,他在印度不仅修习《瑜伽师地论》,还广泛学习其他经典,如般若经、毘昙论,这是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。他不单对中国佛教有所贡献,而是对全球佛教有所贡献。

 香港佛法中心:回顾和前瞻

问:法师成立香港佛法中心的其中一个使命是“学佛而佛学,佛学而学佛”,能否为我们作个阶段性的总结,无论在弘法或办学方面,有哪些目标已经达到,还有哪些是尚待精进? 中心下一个十年的方向是怎样? 

法光法师:我成立香港佛法中心,是要培养华裔佛教学者。现在在国际上享负盛名的佛学教授,大多是外国学者,有的非但不是佛教徒,更有可能是基督教牧师或天主教神父。有部分学者的治学精神,是十分值得借镜的,他们为了研究某些课题,不惜花大量时间去学习语言。但有部分学者翻译佛经的目的,颇令人存疑。例如,曾有学者把真如,译作 a higher model,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华语学者去拨乱反正的。我特别注意到,华裔佛子未能在国际佛学界上发挥影响力,原因在于中国的佛学研究水平不足,没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观,对于佛法前后发展的连贯性,没有很深入的认识。另外,就是欠缺语言工具和方法论。

香港佛法中心的使命是要培养佛学人才,强调要回归佛陀的本怀。我所说的“学佛而佛学,佛学而学佛”,意思是要追求学术上的高水准和成就,但我们不会是纯粹的研究者,我们要从佛学中去学佛,把研究佛学、讲学,作为修行。玄奘法师、印顺法师、吕澂大师等都是我们的榜样,他们没有时间举行法会,而我就是从他们身上得到启迪的。

我提倡要回归印度佛法,而这亦是玄奘法师所倡导的。现代的印顺法师和吕澂教授 — 两位中国近代最知名的佛学学者,还有吕澂的导师欧阳境无,同样提倡要回归印度佛教。

回归印度佛法:玄奘等大师的心愿

如果我们能证明,中国佛教的发展非常伟大,是释迦牟尼佛的身教言教,这样说来,回归印度佛法,反而能够提升汉传佛教的价值,和道出汉传佛教的宝贵。若能说明汉传佛教弘扬的是佛陀的教法,这就很有意义, 很伟大了。所以,我们要深入研究从佛陀传下来的佛教传统,并阐明中国佛教的传统乃建基于真正佛教。佛法在中国有所发展,而那发展并不偏离佛法。

印顺法师著书立说,讲经说法,指出大乘佛法乃佛说。他不是违反大乘,反而是想弘扬大乘,他要证明这发展是有联系性的,没有脱离真正佛陀所说。印顺法师不是说大乘佛法比较次要,而是说大乘佛法一定有印度佛教的基础。佛法不能忽略历史上的释伽牟尼佛。在此,我可谈谈我个人的经验。在我准备我的硕士论文时,研读了印顺法师的书籍,心中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。最后我到了台湾,每天接受他的指导。他对我说,你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,你第一步是要精通毘昙论和瑜伽论。

现在,佛子上佛学院都是修读传统那一套–分宗论派。反观日本学者,他们因能够打破这观念,所以有所成就。多位日本佛学大师都是巴利文专家,而且他们的研究都追溯至原始佛教。例如,水野弘元是出家人,是属于曹洞宗的。平川彰也是僧人,虽然他属于净土新宗,但他同时是阿毘达摩的专家。他们一生的学习,远远超出他们的派别。水野弘元专研南传佛教,他编制《巴利语辞典》,《南传大藏经总索引》,《巴利语文法》。他要花上大量时间和精神,才能出版这些书籍,但他知道其意义所在。因为,就算是净土宗,其根源也是佛陀。(下篇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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